正规的配资 他是黄永玉的邻居，竟被齐白石主动收为弟子_李可染_李苦禅_赵子龙

1953年正规的配资，28岁的黄永玉带着7个月大的黑蛮，从香港回到北京，准备到中央美院教书。

在表叔沈从文家住了一段时间，学校给他安排了新住处，大雅宝胡同甲二号。

在这里，他结识了第一位邻居，44岁的李可染。

黄永玉说，他才44岁，那算什么年龄呢？太年轻了。

北京东城大雅宝胡同甲二号，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宿舍。

我们现在叫得上名的艺术大师，都在那里住过，前院住着李苦禅一家、油画家董希文、实用美术系主任张仃。

胡同拐角有家酒铺，李苦禅下班经常去那里喝两杯，董希文也会时不时喊儿子去打酒。

中院是黄永玉、工艺美术家柳维和夫妇，李可染住在后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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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雅宝胡同的时光，恐怕还是李可染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。

（李可染、邹佩珠夫妇）

李可染和李苦禅，二人都姓李，又都是齐白石的学生。

李苦禅这人，除了爱画画，还好京剧，上过他研究生班的谢志高就回忆，“他上课，画两笔，一会唱两句京剧，他能唱黑脸。”

但他也因此出过糗。

中央美院一年除夕晚会演出，李苦禅在京剧《黄鹤楼》给自己安排了个赵子龙的角色。

他特意邀请了白石老人来看，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大软沙发。

锣鼓响起，到赵子龙出场，结果“赵子龙”又是高底粉靴，全身扎的重靠，刚走了几圈场子，已经累得半条命没了。

到了报上自己名号时，赵子龙“啊”了半天，又“常”了半天，“山赵子龙”卡喉道里出不来了。

大家笑得前仰后合，一群人结伴回去甲二号的路上，李可染还学着李苦禅刚刚的样子，“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常！常！常！”把李苦禅的脸都喊红了。

李苦禅唱京剧，李可染会拉二胡，拉得特别好，可以说，绘画“耽误”了他变成一个超级琴手。

他的夫人邹佩珠曾说：“孙佐臣是京剧的，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。

他看李可染那拉胡琴的时候说，你这个拉的胡琴，你再认认真真地搞两年，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。”

（李可染拉琴）

在甲二号，大家要么聊绘画，要么各显额外的“神通”，李可染拉琴，李苦禅、常浚清唱，他们俩唱累了，就要黄永玉替唱。

黄永玉哼了两段，李可染拉完之后停下来，用一种特别认真的语气问他，“你是哪年的腔？那么古？我琴都跟不上。”

黄永玉不敢说自己半吊子水平。

有一回，李可染和黄永玉去看日本大相扑，场面很隆重，但黄永玉觉得一般，不过瘾。

结束后跟李可染交流了一下观后感，李可染立马噌的站起来，原地给他来了一段：

“你看，这么对面来个骑马式，怒目金刚，以为要动手了，忽然松下劲来。

各人在竹箩里抓一把盐，那么撒，这么撒，东撒，西撒，撒过了，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来。

又是对面来个骑马式，又是怒目金刚，以为要动手了，拿花扇子的人高举起扇子，发出几次怪声，以为要扑上去了。

哈！又松下劲来，又去抓盐……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时候，‘哗’的一声，出线就完，不到三秒钟！”

他一边笑，一边比划，特别有意思，比日本大相扑还要精彩。

快乐是真的快乐，但李可染的快乐总是“张弛有度”，他很少快乐，更多的时候，他都绷得很紧。

1946年，在年轻的44岁之前，更年轻的37岁，李可染收到了两份聘书，一份北平国立艺专，一份他的母校杭州艺专。

最后，他去了北平，“我们这一代人最大弱点是笔墨功夫差。北平有齐老在，有黄老在，我是一心冲着齐老师、黄老师来的。”

但真到了齐白石面前，李可染又胆怯了。

（齐白石与李可染）

他带了自己的20张画，在徐悲鸿的陪同下，去拜访齐白石先生。

白石老人一连看完他的画，惊叹：“30年前我看到徐青藤真迹，没想到30年后看到你这个年轻人的画……”

这个评论，不仅肯定了李可染的画作，白石老也夹带了自己的感情。

他曾说过：“青藤雪个远凡胎，缶老衰年别有才。我欲九原为走狗，三家门下转轮来”。

徐青藤（徐渭）、雪个（八大山人）、吴昌硕都是齐白石的偶像。

如今说李可染有徐渭的味道，就是变相同意收他为徒。

可惜，李可染谦卑过了，白石老人没有明说，他就不敢妄下定论，连白石老人最后留他吃饭，他也继续礼貌生分，拒绝了他。

后来还是白石老人等不及了，喊三儿子齐子如去问他还拜不拜师，这才真正拜上了。

齐白石曾被外界批小气，螃蟹要数清楚才能让保姆去煮，招待客人的点心是陈年老古董。

但对李可染这个弟子，他尤其慷慨，刚拜师不久就给他一盒上好皮纸，西洋红印泥说给就给。

李可染讲笑话的能力也是独一份，笑话的笑点藏得很深，例如他说的：

“一个胆小鬼遇见蛇，大吃一惊，另一个朋友说，有什么好怕的，又不是青蛙！”

恐怕在李可染的笑话里，青蛙的恐怖程度才有幸赢了蛇一次……

写不重要的材料时，别人写得恨不得笔飞起来，李可染则一个一个字写。

有段时间因分馒头分得不均匀，还会内耗，拜托黄永玉制作一把小刀，把馒头割得工整、均匀，他才如释重负。

1954年，李可染、张仃、罗铭三人联合举办水墨写生展。

展览结束，李可染特意到邻居家董希文家请教，董希文向来有话直说，他是直肠子，他直言道，“还是没有油画有表现力”。

李可染因为这句话，焦虑失眠了一整晚。

他一生谨慎、小心，好像胆子全给了画画。

到画画这件事上，李可染的行事风格完全不一样，用不完的胆子。

黄苗子也说：“可染作画有胆，而做人却十分慎重矜持。”

“可贵者胆”、“所要者魂”，是李可染刻的两方印章，他说：“胆”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陈腐框架，“魂”者，创作须有时代精神的意境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画被撇在主流之外，他们觉得国画不就是一群文人在“搔首弄姿”吗，画些花花草草，一点烟火气也没有。

当时还出现了彩墨画代替国画的声音，中央美院的好多学生也看不起国画，不爱上国画课。

张仃回忆：“解放时，中国画奄奄一息，面临绝境。

当时美术学院学生几乎没有愿学中国画的，素描好的进油画系，差点进雕塑系、版画系，最差的进中国画系、实用美术系。”

中央美院国画专业的老师们，个个遭受冷遇，李苦禅被打发到工会干杂务。

李可染无课可上，没办法只能去教水彩。

现实的让步，只是迫于生计，但李可染始终认为，国画可以展现当代生活，决心改革国画。

他和邻居张仃商量、探讨国画的出路，每天一同去上班的路上，两人聊的都是国画，跟在后头的张仃儿子张郎郎都快听晕了。

1954年，张仃、李可染的江南水墨写生，被艺术史家称为“新中国山水画的里程碑”，那是他们探讨的结果。

结果，大家看得见，背后的艰辛，只有李可染和张仃才知道。

当时，张仃快40岁，李可染年近50。

张仃说：“与可染最初在富春江一带写生，生活条件很艰苦。一次住在一个生产队小阁楼上，夜里蚊子很多，睡不安宁。

每日佐饭的是山上野笋，因笋老煮不烂，一周过后牙床已疼痛。但我们每天都乐在其中。”

辛苦、搓磨、两人的努力、想要向公众证明国画的决心，全押在这次写生展里了。

李可染才格外注重外界对这场写生展的评论，也才会焦虑到睡不着，国画的出路在哪里，这个问题一直悬在他心上。

显而易见，他对国画革新的大胆，也甩不掉他那份谨慎的支撑。

韩天衡回忆最早与李可染先生的接触，来自于战友的一篇笔记。

那位战友曾经到中央美院进修，听过李可染的课，韩天衡就跟他借来看看。

其中一节课的笔记是谈绘画，里面记了李可染讲的两个比喻：

搞艺术的人对待艺术，一定要像“狮子搏象”，要投入去搞，说夸张一点，要拿出向死而生的决心。

还有一个是，搞艺术不能“撇油花”，一锅大汤，油花浮在表面，真材实料往往都沉淀在下面，所以不能只是以撇点表面的油花而满足。

他托韩天衡刻印章，“在每一枚要刻的印章的边侧，他都用宣纸裁成小方块，然后端正地以毛笔小楷写上要刻的印文，粘在印石上，以防石头搞错、文字刻错，很郑重其事。

见微知著，知道了他是一位非常严谨、处事缜密、一丝不苟的艺术家。”

哪怕是到了80年代，中国画依然有关于“穷途末日”的论争，李可染写下了“东方既白”四个字作为回应，继续谨慎且大胆地，用着蛮劲变法。

只是这次用力，他坚持不到10年，1989年李可染去世，享年82岁。

还没有过完两个“年轻”。

李可染44岁时，黄永玉说他太年轻了，可他不到40岁的时候，就已经说出：

“我们将近40岁的人，如果不向传统学习，不向前辈大师学习，让传统在我们手里中断，那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。”

年轻的他，早早就把中国艺术的使命扛在了肩上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李可染艺术基金会｜李小可：纪念李可染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 2、黄永玉｜比我老的老头——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，谨以此文献给可染先生、佩珠夫人和孩子们 3、中国齐白石艺术研究会｜孙美兰回忆李可染拜白石为师过程 4、澎湃新闻｜水墨写生：张仃、李可染在1954 5、张仃｜李可染艺术的师承与创新 6、张郎郎｜大雅宝旧事 7、韩天衡｜追怀与李可染先生的交往 8、胡桂林｜胡桂林记李可染先生：事如春梦了无痕

下面是李可染作品欣赏：

发布于：浙江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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